年少多好

上週,和一位很久沒有聯絡的朋友通了電話後,心中久久不能平靜。

他曾經也是一位異見者,也曾經被「喝茶」過幾次。在電話中,他說自己已經不再關心政治、關心民運,不再是那個曾躊躇滿志想改變世界的少年了。在中國好多年,親自體會到了中國經濟的增長,覺得現在的生活很好,他說,他覺得自己「長大了」。

「我也想過改變,但是,每當我看到自己以前做過的事,我又不想改變,甚至想更進一步。這就是我。」他曾經的這句話,一直讓我感到很有共鳴,常常被我所引用。

歲月如梭,經歷了歲月的消磨,有多少曾經嚮往自由的人,多少曾經很想改變世界的人,到後來變得只關心自己,覺得自己過好就行,被生活捆綁著,向社會做了妥協。

27年前,曾經多少海內外的年輕人走上街頭,振臂高呼,不甘安於制度之中,相信上街會達到真理。

原本,那時曾經有一個機會中國可以改變。隨著槍聲的響起,坦克車從廣場碾壓過,一切又都只能原地踏步。27年過去,中國的經濟確有發展,而這所謂的經濟發展讓許多中國人麻痺,忽略了自由和自己應有權利。殊不知,這經濟的發展是建立在對人權的踐踏、對環境的破壞、及對安全地忽略等諸多問題上,甚至摻雜著許多泡沫經濟。

這27年來,中國社會問題頻發,各地維權運動風起雲湧,許多人為造成的「自然災害」不斷,礦難、霧霾、食品安全等問題頻發。然而,人與人之間卻變得冷漠,事情不危害到自身直接利益時很少會有人站出來。

那些曾經國內走上街頭以及在國外聲援的人不在了,他們經歷了生活中一堆搓折,認為生命必須妥協,覺得過好自己的生活「悶聲發大財」就好。

我在電話中問起那位朋友對最近的維權律師大抓捕、權平被捕的事情看法時,他認為維權律師也好,權平也好,都是他們自己在鬧,如果自己不鬧老老實實安安心心地,會在中國生活得很好。當我提到雷洋事件時,我說雷洋可謂非常老實,甚至還是體制內的人,卻不明不白「被嫖娼」之後被打死了,而他則認為這是十三億分之一的「小概率事件」。

起初他們(德國納粹黨)追殺共產主義者,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
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我繼續不說話;
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因為我不是天主教徒,我還是不說話;
最後,他們奔向我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馬丁.尼莫拉

正是因為太多中國人選擇了沈默,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將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都通通歸結為他人自身原因或是「小概率事件」,而忽略了社會原因,默認了社會的制度。

這種沈默使得當權者的所作所為被默許,而當人們的自身權益受到損害時,一切都晚了。

即便對於曾經滿腔熱血的人,最終也因所謂的「成長」而沈默,不再關注社會問題。越來越多人的「成長」與默許,讓社會難以改變,使當權者可以利用他們早已定好的不合理制度繼續逍遙下去。

常常有人批評我,說我不該既反共又反中,錯在共產黨的政府,不在人民紜紜。孰不知,人民的沈默甚至擁護,才使得政府的罪惡得以延續。與其說「反」,倒不如說是我對中國人民的麻木和沈默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恨。

我自己年少時曾因為走上街頭張貼支持台獨的標語而被捕,其後又不斷受到政府的騷擾,儘管已因此而抑鬱,承受著巨大壓力,但依舊不畏強權,繼續在網路上繼續打「遊擊戰」。

最終,我算是幸運的,輾轉來到澳洲獲得了政治庇護,在澳洲自由的環境下可以更加自由地表達觀點,為自由而戰。

然而,又有多少人可以像我這樣幸運有這樣的機會呢?有多少人可以真正選擇自己的命運呢?

如果人人都有機會選擇自己的命運,每個人在命運的十字路口都可能做出讓自己今後的人生更加瀟灑的選擇。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有這樣的機會,很多被迫害的異見者因為經濟、外語不好等原因,很難有機會來國外政治庇護。有些留在了國內繼續和當局者死磕,有些則所相信的價值逐漸經過時間的折磨、時代的糟蹋而向社會妥協了。

即便有選擇的機會,又有多少人會做出讓自己滿意的選擇呢?命運不能演習,許多人根本不知怎樣的抉擇會帶來好的結果。 一些異見者覺得流亡尋求庇護「太過冒險」而退縮,尤其許多異見者覺得自己年歲已高,在國內已有家庭、有生活,到了外面一切又要重新開始等等。連我自己都也曾經因一念之差而錯過這樣的機會。

朋友在電話中還勸我,既然都在澳洲留了下來,就從政治的圈子中退出來,會發現生活更好。殊不知,既然我有機會並且已經作出了正確的抉擇,讓自己留在了澳洲這樣自由的環境,為何會甘心讓自己浪費掉這樣自由的環境,向世俗來妥協呢?!

而且,和大部分流亡者不同,我才剛剛20多歲出頭,還很年輕,還有好多時間和精力讓我去消磨。將這些時間和精力用在為中國的自由而戰、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上,我絲毫不後悔,甚至會覺得很有意義。

或許有人會說我很幼稚,即便這樣,我也願意這樣「幼稚」。就像權平,雖然已經奔三了,依舊會穿著「習包子大撒幣」的衣服走上街頭,他Twitter上寫著自己是「永遠的學生」、「公民」、「以推翻共產主義為己任」。儘管也有人會說我們都很「幼稚」,但那又怎樣,總比向世俗、向權貴妥協要好!

我也一直認同自己是「永遠的學生」,滿懷理想,一心要讓改變中國、改變世界,無畏強權,向自由追逐!並且不會改變,不顧別人的冷眼和嘲笑,永遠做那個可能在別人看來「長不大的」、「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的少年!

這就是我,年少多好!

一曲《年少無知》,表達下我的心境和共鳴!

目前流亡海外的難民赴台旅行面臨的困境(本人在「政黨輪替後的兩岸關係」研討會發言)

演講幻燈片

 

目前流亡海外的中國難民因無中國護照僅持有所在國的難民旅行證很難赴台,既無法以觀光申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俗稱「入台證」),又因所持證件是旅行證而非護照無法像外國人一樣直接申請中華民國(台灣)簽證。僅可以其他事由(非觀光)申請入台證,及其繁瑣。
台灣政黨輪替後,雖開始推動實施「難民法」,但「難民法」僅適用於從大陸、港澳、國外來台尋求庇護的尋求庇護者,並不能直接解決流亡海外已獲得難民身份者短期訪台(如觀光等)的問題。
唐柏橋、郭寶勝和本人先後向台灣總統府寫信反應該問題,本人的信先被轉至行政院,後又被轉至內政部移民署。
得到的回覆稱:根據現行法令《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申請來台觀光必須持有中國大陸、港澳的旅行證件(如大陸護照、往來台灣同行證、香港簽證身份書等),但不接受以其他國家簽發的難民旅行證申請觀光;而根據《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可使用難民旅行證作為「足資證明其身分文件」,以社會交流、專業交流、商務活動和醫療服務申請入台證。
唐柏橋和郭寶勝最終得以「專業交流」申請到入台證赴台,然而,對於普通流亡海外者,非專業人士又無台灣單位邀請者,無法以「專業交流」申請到入台,且社會交流(須在台灣有血緣親屬或配偶)、商務活動亦不設和普通的流亡難民申請者。
「醫療服務」看似可能適合普通流亡者申請,因為根據規定僅需聯絡合資格的台灣醫院繳付健康檢查費用即可申請。然而經過本人親身實踐,找了兩家醫院都因本人政治難民身份、移民署聯絡、遇到聯審等「麻煩」,甚至受到中方壓力,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不敢繼續擔保本人申請入台證,最終申請以失敗告終。因此「醫療服務」雖從法規上理論可行,但實際操作並不可行。(申請經歷詳情見該篇文章
因此,要解決此問題,讓普通流亡難民可申請入台,要麼允許難民可用難民旅行證直接申請中華民國簽證(但因難民法理上國籍仍為中國籍,儘管無法取得中國護照,但仍礙於國籍法和中華民國憲法很難實現);要麼修改《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較可行),不再只限制使用大陸港澳的旅行證件申請觀光,亦應接受使用所在國的難民旅行證申請,讓普同流亡難民可直接以觀光申請赴台。同時法令條文中「足資證明其身分文件」用詞模糊,不同政黨政權可有不同解讀,應明確將難民旅行證列入法令條文中。

 

本演講提到的目前相關台灣法令: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

我波波折折的入台申請

一個多月前,我的入台申請算是徹底失敗了。當時心情比較差,一直沒什麼心情來寫。正好現在趕上有關台灣政黨輪替後的兩岸關係的民運會議,我將在明天講有關中國難民赴台的困境,決定將我整個波折的申請入台到最終失敗的歷程寫出來。

因我作為中國政治難民的特殊身分。雖然身為澳洲永久居民,但因無中國護照,僅僅有難民旅行證,而申請入台異常困難。現在就來回顧一下我申請入台的整個歷程。

早在去年年末,獲得澳洲政治庇護後,就準備出國一遊,放鬆一下。畢竟庇護申請處理期間不方便出國,感覺自己在澳洲憋了太久。

首選的旅行國家便是台灣,因爲自己一直很喜歡台灣的風土人情,還有美味的台灣小吃,最愛吃台南的肉圓還有蚵仔煎,在中國時曾經去過台灣2次,在台灣也有很多朋友,多年沒見他們也比較想念。另外等待庇護申請期間精神過於緊張焦慮,因而導致了頭暈等身體上的不適,在澳洲也沒有檢查出個四五六來,而台灣的醫療健檢也比較發達,因此亦準備在台灣做個全面的健檢,看看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於是我先向澳洲的外交部申請了難民旅行證,2週後便拿到了。這點上要讚一下澳洲,據說在美國申請難民旅行證(回美證)要好幾個月甚至半年才能拿到。之後便拿著難民旅行證去了布里斯本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準備申請台灣簽證。然而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給我的答覆卻是他們之前接到過台北的命令,不接受中國難民持難民旅行證申請台灣簽證或入台證。後來透過和其他異見人士交流得知,原本陳水扁時期中國政治難民赴台是沒有問題的,而馬英九上台後,為了向中國獻媚,向各國的台灣駐外辦事處下達命令,要求他們不得接受中國政治難民持難民旅行證申請任何種類的入台許可文件。

無奈只好暫時作罷赴台旅遊的打算,而是去了澳洲的鄰國同時亦是對澳洲公民和永居均免簽的紐西蘭。其實去紐西蘭時已經等於法理上踏上了台灣的領土,因爲我搭乘的是台灣的中華航空的飛機飛往紐西蘭,而根據國際法,各國的船舶、航空器均屬於該國領土的延伸。不過登機時還受了些阻礙,華航的地勤人員認為持難民旅行證不能享受紐西蘭的免簽,而險些拒絕我登機,最終在華航致電紐西蘭移民局後,得到答覆只要是澳洲永久居民,無論持何證件,無論是護照還是難民旅行證,均可根據《跨塔斯曼海旅遊協定》享受紐西蘭的免簽和無限期逗留、學習、工作的待遇,才讓我登機。後來華航的態度還不錯,可能是看差一點沒讓我登機覺得愧疚吧,在我登機後居然主動免費給我從經濟艙調換到了商務艙。無論怎麼說,這次我算是成功踏上了台灣的延伸領土。

今年1月16日,台灣再次大選,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當選新台灣總統,並於正式5月20日就職。於是,我決定嘗試下在民進黨新政府上台後,再次申請赴台,看看入台政策是否有改變。

7月1日,我填寫了中華民國簽證申請表,持申請表和難民旅行證再次前往布里斯本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然而,我卻被告知,目前他們依舊不接受難民旅行證申請簽證。當我告知他們該旅行證前往紐西蘭等國、申請簽證等均無問題時,他們稱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規定,並告訴我是哪個國家的國籍就應該用哪個國家的護照來申請簽證。我說自己是中國政治難民,雖法理上還屬中國國籍,但已無法再接受中國的領事保護,無法再取得中國護照。他們稱沒有辦法,他們僅受理簽證和入台證申請,按照規定申請簽證需要中國之外的護照,申請入台證需要中國護照,但均需要護照,難民旅行證不在此列。我最後問他們,現在台灣新政府已經就職,規定政策就沒有任何改變嘛?他們稱如果有如此重大的政策改變,一定會接到台北通知,但目前他們尚未接到任何相關通知,但說可再向台北確認下,讓我留下聯絡方式,稍後給我答覆。

然而等了許久之後,依舊未接到布里斯本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電話,之後再次致電他們詢問,他們稱規定還是未有任何改變,我依舊不可以用難民旅行證來申請赴台觀光。隨後,我致電了台灣總統府,反映我作爲中國政治難民申請赴台觀光遭拒的問題,得到的答覆確實他們受中國打壓也沒有辦法,甚至稱很多在海外的台灣人受中國打壓找他們也都束手無策。而在這時,網路上又相繼報出了同樣持難民旅行證,流亡美國的民運人士唐柏橋郭寶勝來台受阻,並致信台灣總統蔡英文,最後他們得以專業人士來台的入台證赴台。唐柏橋亦指出,目前中國難民赴台受阻,主要是因馬英九在2011年出台的相關法令(俗稱「2011惡法」所致),要求新政府儘快廢除2011惡法,不要馬規蔡隨。

透過唐柏橋和郭寶勝以專業人士入台的案例,我想到或許以非觀光的名義申請入台可能不會遭拒。因我赴台亦有做健檢的目的,因此我聯絡了台灣的旅行社,準備直接向台北的移民署申請健檢醫療的入台證。然而在和移民署就我申請健檢醫療入台證的交涉當中,同樣因我無中國護照和身分證受到了阻礙。我隨即和郭寶勝討論了我的情況,在郭寶勝的建議下,我於7月15日寫下了關於中國難民赴台困難問題的第三封公開信,並同時亦發表至玫瑰中國博訊。隨後一些民運刊物和網站紛紛對我的公開信進行轉載,郭寶勝亦幫我將公開信投至《民報》,使Yahoo、《自由時報》等主流媒體亦開始關注並報導此事。18日,我將該公開信連同媒體的相關報導及其他中國難民來台受阻的情況一同寄往了台灣總統府,3天後,該信已寄達總統府並被簽收。

7月29日,總統府發文回復稱已將我所反應之情況轉至行政院秘書長處理。而幾乎與此同時,移民署辦理健檢醫療入台證那邊亦聯絡了我,詢問我目前的國籍狀況,是否還具有中國國籍,我說從法理上還有,且我的難民旅行證上寫的國籍仍是「CHINESE」,只是中國當局因政治原因不再發給我護照,等同事實上的無國籍。移民署又問我是否能提供舊的中國護照影本,我找了一下,雖然原護照已無,不過所幸電腦中保留有掃描檔案,提供給了他們。幾日後,移民署給我回電稱因爲我澳洲難民旅行證上的名字和中國護照上的名字不一樣,讓我將改名契拿到台灣駐外機構認證,說之後可用旅行證配合舊中國護照影本及認證後的改名契作為身分證明文件來申請。

我隨後再次前往布里斯本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將澳洲的改名契做了認證。這時台灣又在8月9日給了我回信,行政院將我的信轉至了內政部移民署,內政部移民署的回信中明確表示了根據現行法令《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我無中國護照只有難民旅行證不可以申請赴台觀光,但根據《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我可申請健檢醫療入台證。

有了移民署的書面答覆,我便開始透過台灣的旅行社聯絡醫院,開始申請健檢醫療的入台證,按照要求提供了所需的資料。申請中因為是線上申請,需要在系統中提供身分證號,而我的身分證亦早已被註銷,身份證號也早忘了,好在移民署根據我先前在中國申請來台時的紀錄幫我查到了身分證號,遞交上去了申請。

然而沒過多久,申請便被移民署退了回來,稱我所附的作為資金證明的白金信用卡上的名和我旅行證的名不一樣。我向移民署解釋說和舊名一樣,而且已經附了認證過的改名契。移民署說信用卡明必須和當前名一樣,讓我要麼更改信用卡上的名,要麼以銀行的存款證明替代。由於我的白金卡是中國的銀行發的,無法去更改卡上的名,而在澳洲的銀行我又暫時不符合申請白金信用卡的條件,於是只好去銀行開了存款證明,重新遞交了申請。

本以為這樣就沒問題了,但申請又被退回,移民署稱存款證明上沒有註明幣種,而我去銀行開存款證明時,銀行說澳元存款都不會給額外註明,外幣存款才會註明。於是給移民署回覆,說很明顯存款證明就是澳洲的銀行開具的,默認就是澳幣。

這次移民署接受了,於8月15日批給了我健檢的入台證。惟入台證上寫著「入境應備尚餘6個月以上效期之大陸地區旅行證件」,而我所持的是澳洲的旅行證,非「大陸地區」旅行證件,於是又聯絡移民署要求更改。移民署稱專業人士來台的入台證因先前有難民來台的情況可以直接改,而健檢入台證先前主要針對大陸申請人,系統無法直接改,他們需要調整下系統,要我耐心等待。

本以為只要等下去,等移民署更新了他們的系統,更正了我的入台證,我的赴台只是時間問題。然而,8月中旬,先是移民署說他們開了一個聯審會,通過了我的申請。但隨後,醫院那邊聯絡了我,稱移民署一位郭姓職員給他們打了電話(但未講說了什麼),他們不再敢擔保我的入台申請,決定向移民署撤銷我的入台證。由於健檢入台證由醫院負責申請,醫院亦有全權隨時撤銷入台證。我又聯絡了移民署,而這時移民署卻踢起了皮球,不承認他們有給醫院打過電話講過甚麼話,甚至否認他們有姓郭的職員,聲稱醫院要撤銷我入台證讓我去和醫院協商。

旅行社分析應該是移民署向醫院說了我是政治難民的事情,說了些駭人聽聞的話,醫院作為生意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敢再接我的申請。我又嘗試和醫院交涉,醫院又稱是因為認為我「不是中國公民」、「不適合以健檢入台證申請來台」,我向醫院提供了移民署給我的回信明確表明了以我目前的身份可以申請健檢入台證,但最終醫院還是撤銷了我的入台證。

後來旅行社在我的一再請求下,又幫我找了另一家更大規模的醫院,提前告知了我的中國難民身份,並提供了我和移民署的書信往來,想提前將我所有的情況都告知醫院,如果最後醫院還是接到移民署電話,可能不會撤銷我的入台證了。醫院比較謹慎,要由院長來決定是否接我的申請,後來甚至又讓我寫了切結書,要我保證訪台期間不參與一切政治活動,防止給醫院帶來麻煩。最終,醫院決定接受我的申請。

經過這番折騰後,重新申請入台證時,已經到了9月末。移民署稱我所提供的銀行存款證明已超過1個月,要我重新開具。開了新的銀行存款補上後,移民署又稱複審被退回,因我申請中所報的預定入台日期過早,而我的申請需要經過聯審會,要我更改預定入台時間。而這時,醫院卻說不願意再為我擔保了,因為先前從來未遇到過需要聯審會審查的情況,不敢再擔保我的申請。

兩次申請,最終均以失敗告終,一次被撤銷入台證,一次又在申請途中被撤回。雖然我完完全全按照移民署的要求準備申請文件,最終移民署也都滿意,但最終醫院卻因知道我是政治難民、遇到聯審會審查,而出於「怕事」,不敢再給我申請。

唐柏橋、郭寶勝等流亡海外的中國難民,最終以專業人士來台申請到了入台證。然而,對於大量流亡海外的中國難民,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被認定為「專業人士」,且亦要有台灣機構的邀請和擔保,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找到邀請機構的。看似以健檢醫療申請入台證可能適合所有中國流亡難民,透過旅行社找到醫院,繳納健檢的費用就可以申請,然而經過我親身的實踐,發現實際操作中並不可行。最主要的問題在於,擔保專業人士申請入台證的大多是非營利機構,有些甚至就是關注中國人權的機構,和移民署再怎樣聯絡,遇到任何麻煩,都會耐心協助申請人解決;而醫院畢竟作為營利機構,是生意人,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想「悶聲發大財」,甚至礙於中國的壓力,一遇到什麼情況就選擇逃避,不敢再擔保申請人的申請。

因此,要徹底解決中國流亡難民赴台的問題,還是需要修法,修改《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讓無護照的法理上還為中國國籍的申請者可直接使用護照的替代品——難民旅行證,申請觀光入台證。

布里斯本中領館示威聲援權平紀實

今天上午我和昆士蘭科技大學的朋友易松楠前往中國駐布里斯本總領事館,穿「習包子大撒幣」T恤聲援被捕的學生權平。
我們在領館的中共國旗下高呼「習包子大撒幣!」、「習特勒大撒幣!」、「釋放權平!」口號,最終被中共領館人員驅逐並關閉領館。

 

抗議全程視頻:

聲援被捕的留美海歸權平同學!

權平是我推特上的朋友,因在中共竊國日穿反習文化衫上街被中共當局非法抓捕

得知權平被捕的消息後,我非常感同身受。因為在國內時,我也和權平同學一樣能「作」,曾經在2011年六四時在學校亭子的柱子上偷偷寫下「紀念六四二十二週年」的標語,險些被發現。

如果我還在國內,我也同樣會在國內做出類似的事情來。如果我再晚些才有機會出國,或者習再早些上台,我很可能也像權平一樣被再次拘捕、關押,甚至可能很難再出來。

我的朋友昆士蘭科技大學的易松楠同學發起了一人一照聲援權平的行動,我也響應進來,呼籲大家一同響應,向中共當局施加壓力,早日釋放權平!

我不需要道歉,中國人民欠我一個道歉

剛剛發生了孫楊事件,我國奧運選手霍爾頓,因批評中國選手孫楊使用禁用藥物,卻反遭中國人民圍攻,大量中國人民前往霍爾頓Instagram洗版,企圖脅迫霍爾頓向孫楊道歉。對於這群人的思維我確實難以理解,他們自己國選手使用禁用藥不管,卻反而去攻擊批評使用禁用藥的,可謂是完全不講理的網路霸凌行為。

而前些時段,中國人民對外國人進行網路霸凌脅迫道歉的行為層出不窮。例如今年年初,年僅16歲的台灣藝人周子瑜因舉中華民國國旗,而被指「台獨」,最終被迫道歉,之後中國小粉紅們亦翻牆到蔡英文總統及三立等綠營媒體Facebook洗版圍攻。再後來我國雪梨大學tutor吳維因發表不被中國人民喜歡的言論,再度遭到小粉紅們圍攻,最終被道歉並辭職。亦有最近,日本藝人水原希子因在社群網站點讚艾未未老師比中指的照片,在小粉紅圍攻下被迫道歉。因而有台灣人發起向中國道歉大賽

而我自己,幾個月前亦因異見言論而遭布里斯本的中國人民/支那豬們在網路平台上圍攻。

在開始談論那次事情之前,我先明確幾個定義,免得一些玻璃心的小粉紅們又開始斷章取義了。

中國人:具有中國國籍者,甚至包括有中國血統者,且自我認同自己為中國人者。

中國人民:這個根據中國2004年第四次憲法修正案後的最新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對「人民」的定義,基本上是與敵人(「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相對的群體,具體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簡而言之就是說擁護中共在中國統治的人。而在中國歷次革命中,越來越多的人被踢出中國「人民」的行列,例如地主、資本家、所謂「走資派」都曾被踢出過人民的行列,直至今日,根據前面所述的《憲法》,只要是不支持中共、不支持社會主義的異見人士,依舊不屬於中國「人民」行列,而不能享有民主,必須被「人民」,以就是中共及其擁護者們來專政(所謂「人民民主專政」)。

支那人/支那豬:我個人對「支那人」、「支那豬」的定義是指所有強烈擁護中共的統治,保持者中國人的劣根性,閉塞不與國外接處,即便來到國外後依舊不看國外媒體、不用或很少用Facebook、Twitter等國外社群網站、不用Google、Gmail,繼續看中國媒體、用QQ、百度等中國工具,拒絕接受國外的自由民主思想而繼續認為中共偉光正,認為中國甚麼都好,容不得別人對中國和中共的批評,甚至還為中共充當迫害異見者幫兇的中國人。支那豬則更進一步,除滿足上述定義外,腦子還和豬一樣的傻逼們。

蝗蟲:除具有上述支那人、支那豬的特徵外,在國外亦促守規矩,企圖將中國的那一套搬到國外去,同時搶佔、掠奪國外資源,對國外構成禍害。

總而言之,基本上就是:中國人民≈支那人>支那豬>蝗蟲≠中國人。解釋完上述名詞,來說一下我那次事件。

今年年初時,我在一布里斯本的WeChat群中無端被群主指責,其稱我WeChat的朋友圈中有和艾未未老師的合影,指責我去年在艾老師來墨爾本舉辦展覽時不該去歡迎。於是我在群中表明了我的立場,我認為艾老師調查川震很值得敬佩,是在做一件正義的事情。而群主開始對我進行進一步批評,話題開始轉向西藏等在他們看來的「敏感議題」。最終群主將我踢出群。因群主亦是百度貼吧「布里斯班吧」的吧主,因而隨後我在百度貼吧繼續表達自己的觀點和立場,同時談到了我自己被中國迫害的經歷,遭到一些支那人的圍攻、指責,產生了激烈爭執。

其後又有支那豬對我進行人身攻擊,例如說我受迫害活該等,同時吧主亦亦不斷將我說得有道理的回復刪除,並頻繁封禁我帳號,最終我和噴我的支那豬們展開了對罵,並以我被長期封禁、整樓被吧主刪除結束。

然而,事情並未告一段落。4月中旬吳維事件發生後,一位推友告知我,我亦在WeChat公眾號上被大批判了。我點開一看,那篇文章正是就我年初百度貼吧和支那豬們的爭執進行了批判,指控我「稱所有中國留學生為『支那豬』、『奴隸』、『蝗蟲』」、「把矛頭指向了其他移民」、發表「極端言論」、「經常聲稱自己是從台灣或香港來的」等,文章斷章取義,嚴重偏離事實。而該篇對我的批判文後又被留園網轉載。之後,微信和新浪微博上亦有一堆轉發和評論對我大批判。

這樣的大批判,不禁讓我想起上國小時,誰犯了錯誤,老師就把誰叫到講台前,然後讓大家紛紛舉手發言批判其過去還犯過什麼錯誤。雖然文革已結束快半個世紀,但這樣的文革式批判卻一直持續著。

下面先就該批判文對我的指控進行澄清,表明一下我實際的意思,避免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被誤導。

首先,我上面已對「支那人」、「支那豬」、「蝗蟲」進行了定義,我根本未針對「所有」中國留學生,甚至針對的只是當時貼吧上對我人身攻擊、罵我的那群支那豬們,而同時批判文忽略了支那豬們對我謾罵、人身攻擊的言語,僅斷章取義地擷取我的回擊,就把我批判一番。所以呢,對於那些擁護中共的、認為中國甚麼都好的支那豬們,還要來澳洲留學給澳洲繳納昂貴的學費生活費,打黑工被壓榨時又覺得這是澳洲「萬惡的資本主義」所致,可不就是自作自受嘛,誰讓牠們覺得「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還要來澳洲這個資本主義國家來留學的,不是活該是甚麼?

另外,我亦未將矛頭指向任何其他移民,我Facebook上原po所表達的意思是人道主義移民(即難民)應當比其他移民享有優先權,因爲難民們在原國面臨迫害,甚至生命都受到威脅,而移民僅是為追求更好的生活到其他國家,當然移民們應當給難民們讓道了,當然在澳洲面臨人口危機時應當先收緊甚至停止非難民類的移民了。

之後呢,有支那豬威脅我要給市長寫信取消我的政治庇護,這本來就是很ridiculous的。澳洲是因爲作為聯合國1951年難民公約簽署國,根據聯合國給予我這個面臨中國迫害者的政治庇護,所以我確實是受聯合國公約所保護的,確實無論市長乃至澳洲總理都不能因幾隻支那豬的寫信抗議就違反聯合國公約取消我的政治庇護。

批判文又指責我在聲援香港雨傘革命期間所說的「(香港)不能和中國大陸同化」為「極端言論」,那麼如果這算是極端言論,難道香港應該和中國大陸同化才是非極端嘛?更何況一國兩制還是《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所保障的,本來香港就不能和中國大陸同化走獨裁的社會主義呀。

再者關於說我「經常聲稱自己是從台灣或香港來的」,就更是無稽之談了。我一直以中國異見者或持不同政見者自居,從未有聲稱自己是台灣人、香港人。不過倒是因經常使用正體字被誤當作港台人,及手機和筆電上貼中華民國國旗而被誤當作台灣人。我使用正體字是因正體字更正統,並且打字亦是使用注音,因爲殘體字是中共竊國後一群土包子們瞎殘化的,將漢字的韻味都殘化沒了,而拼音更是不符合拉丁文字的發音規律。另外貼中華民國國旗亦是因爲我認為中華民國政權(非台灣政權)才是中國的合法政權,支持大陸恢復民國,而非由台灣去「三民主義統一」,也就是我支持台灣獨立,因爲台灣屬於原住民,所以我一直將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當作是中華民國國旗而非「台灣國旗」(這才是台灣國旗)。一群傻逼因爲用正體字、貼中華民國國旗就說我「裝」港台人士,我也真是無言了。

還有我將名字改叫張樹人也是因「張樹人」是我長期以來的筆名,歷史上很多人筆名、化名後來都變成了其正式名,例如「艾青」(原名「蔣正涵」)、華國鋒(原名「蘇鑄」)、辛灝年(原名「高爾品」)等,且他們基本都是連姓都改了,我還是姓張,更何況「樹人」也一直是我的表字。另外就是我的英文名也是我生下來後就被取好的,和我的中文名都是一直從小用到大的。所以支那豬們就我改名來批判我更是可笑至極,更有傻逼說我現在姓改成了「Chang」改姓我爸願意嘛之類的,就更加可笑了,我的姓一直都是「張」,只是拼法改了,而且前面說了所謂「漢語拼音」根本不符合拉丁文字的發音規則,根據拼寫很容易發錯音,所以我使用威妥瑪拼音來拼寫自己的中文名。更何況就連中國在2012年都將護照上呂姓的拼寫由「Lv」改成了「Lyu」,按照那群傻逼們的邏輯,豈不是姓呂的也全都改姓了?

然後再來說一下支那豬們企圖脅迫我道歉的事。

WeChat上刊登出了那篇對我的批判文後,支那豬們又在公眾號下面留言罵我。比如有支那豬說「子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因此我不能黑自己的「祖國」,拜託,這已經不是「醜」和「貧」的問題了,我被中國迫害,是遭受虐待,按照澳洲的法律,母親虐待孩子是要坐牢的,就連狗也同樣受到保護,虐狗也是違法。更有支那豬留言威脅要在學校裡揍我。甚至在我加的一個北京烤鴨店的顧客WeChat群中,亦有傻逼對我進行死亡威脅,揚言要找越南幫派「讓我消失」,而之後烤鴨店的老闆也就是群主反而將我移出該群,拒絕我再次去他的烤鴨店用餐,除非我向大家道歉,說我就算受了再大的迫害、折磨,亦不該將怨氣發洩到「無辜」的同學身上,傷害了感情。

然而,如我上面所述,我針對的只是罵我的和擁護中共的中國人(也就是我所稱之的支那豬),而非所有中國人,擁護中共政權甚至幫助中共一起迫害異見者的人本來就是中共的幫兇,算不上「無辜」,因此我根本未有針對任何無辜者。亦有人說,迫害我的是政府,不是人民,我不該針對人民等等。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後,雨果曾說過「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於人者的過錯」、「政府有時會是強盜,而人民永遠也不會是強盜」,不過那是因爲英法的憲法中沒有說必須擁護軍國主義、擁護燒殺搶掠的才是英法的「人民」,而根據我上文所述,中國憲法中對中國「人民」的定義就是擁護中共的人,不擁護中共的就是「敵人」,而根據所謂「人民民主專政」,也就是中共和中國「人民」一起對所謂的「敵人」進行「專政」,那麼從這個定義上來看,中共和中國「人民」其實都是「治人者」,所謂的「敵人」才是「治於人者」。另外當今中國成為這個樣子,確實責任不僅僅在於中共政府,擁護中共的「人民」同樣有責任,因爲如果沒人擁護中共政權,這個政權也早倒了。

綜上所述,我不需要向中國「人民」道歉。反倒是如羅玉鳳在《美國之音》訪談中所說,是「中國人民對不起我」。畢竟我也是在為中國結束獨裁專制、走向民主化而努力,而那些「人民」卻反而將我當作「敵人」而攻擊我。但儘管這樣,我「還是會努力」,結束一黨專政,實現民主中國,讓「人民」從洗腦中走出,讓未來任何中國人,無論支持政府與否,都是真真正正的人民,不再有人被踢出人民隊伍而當作敵人被對立。同時希望能提高中國人的整體素質,不再有支那豬和蝗蟲。我期待著,中國人從洗腦中走出後,那些曾經攻擊過我的「人民」能夠為之前所做的向我道歉。

無論路有多麼難走,無論遭受怎樣的攻擊、指責,無論遭受怎應的網路霸凌乃至延伸到現實中的霸凌,我都不會退縮,不會後悔我所做的,不會畏懼於強權而道歉!同時對於過分的霸凌、威脅,我亦保留追究和起訴的權利。最後,以兩張艾未未老師向天安門竪中指的照片做為結尾。

我就中國難民赴台困難問題再度致信台灣總統蔡英文

尊敬的蔡英文總統:

您好!

首先恭祝您當選中華民國(台灣)總統,並於5月20日正式就職。

介紹一下我的情況,我是一名居住在澳洲的來自中國大陸的政治難民。當我在大陸上國中二年級時,因在2008年總統大選期間,在電線杆上寫支持民進黨候選人謝長廷的標語,而被大陸公安抓捕,險些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入獄, 其後又多次受到大陸當局的騷擾。多年後,在不堪忍受大陸政府的迫害和騷擾之後,我選擇逃離大陸的恐怖獨裁統治,來到了自由的澳洲,申請了政治庇護並獲得了批准,成為了澳洲的永久居民,可以在南半球這片自由的土地上自由地生活下去,終於可以不必再擔心迫害、擔心因言獲罪。

後來,我遺失了中國護照,而中國政府因政治原因拒絕給我補發護照,因我的政治難民身份,我向澳洲當局申請了難民旅行證(Refugee Travel Document)。該旅行證是澳洲政府根據1951年聯合國難民公約,為無法取得原國籍國護照的難民簽發的用於替代護照進行國際旅行的旅行證件,我曾使用難民旅行證前往紐西蘭等國,無論是申請簽證還是入境,均非常順利,暢通無阻。

然而近日,當我籌劃赴台旅行時,卻受到了阻礙。當我前往澳洲布里斯本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申請嘗試申請入境許可時,卻遭到拒絕,被告知,他們僅受理入台證或簽證的申請,入台證申請僅接受中國護照申請,而簽證申請僅僅接受他國護照申請但政策禁止使用難民旅行證申請。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工作人員還說是哪個國家的國籍就要用哪個國家的護照申請,而我雖然仍屬中國國籍,但因政治迫害已無法再取得中國大陸所簽發的護照,因而不得不使用難民旅行證進行國際旅行。當我詢問為何我使用難民旅行證前往他國時均暢通無阻,卻偏偏在台灣受阻時,工作人員稱每個國家有自己的邊境政策,說現在台灣就是規定不接受難民旅行證,並要我加入澳洲國籍取得澳洲護照後再去台灣。

隨後,我亦致電了總統府反映該問題,卻被接線工作人員告知,他們受中國政府打壓,不敢讓中國難民赴台旅行,實在沒有辦法,叫我理解,還稱很多台灣人在海外受中國打壓找總統府,他們也同樣束手無策。可是,台灣作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實體,為何要看中國的臉色?身為總統府的接線人員,為何說出這樣沒有尊嚴的話?

在大陸時,我曾去過台灣旅行幾次,非常喜歡台灣的文化,也有好多台灣的朋友。可如今成為了難民,失去了中國護照,卻被台灣拒之門外。我非常希望能夠再次去台灣旅行,也很想念我在台灣的朋友們。同時,我因先前長期在大陸受壓抑,來澳後在之前等待難民審批期間亦承受了巨大壓力,身體常常感到不適。澳洲雖醫療水平尚可,但健檢效率低下,很難進行一個全面的健檢。我亦準備赴台期間自費到台灣的醫院進行全面的健檢,以便回澳後可以進行更具體的醫療,更能對症下藥。

在新聞上,我暸解到,同樣作為中國難民的唐柏橋和郭寶勝先生,同樣因爲無中國護照,使用難民旅行證申請台灣簽證受阻,最終以專簽形式才得以獲批。可是作為我及許許多多像我一樣普普通通的難民們,我們可能根本無法申請專簽,因爲沒有台灣單位的邀請。我亦嘗試申請健檢入台證,卻同樣因無中國護照和身分證而受阻。

我不知道台灣為何不接受難民旅行證申請入台許可,許多像我一樣的被中國政府註銷護照,或護照遺失、損毀、過期被中國政府拒絕補辦的中國難民們均因此規定而無法去台灣旅行。我知道台灣並未簽署難民公約,目前亦無任何有關難民的法律,可是我和其他一些難民僅僅希望能夠去台灣短期旅行呀,我們已有澳洲或美國等其他難民接收國的永久居留權,無意在台灣長期居留呀。我身邊有許多中國留學生,都可以很容易地使用中國護照取得入台證赴台旅行,為何我等沒有中國護照但有他國永久居留權的難民們卻無法來台灣旅行呢?另外現在在台陸生都快要享有政府健保了,為何我等中國難民想要自費赴台健檢也因無中國護照和身分證而被卡?為何台灣作為一個主權實體,要受中國打壓,要看中國臉色,而讓我等中國難民連僅僅赴台短期旅行都不肯批給我們?

感謝蔡總統您能從百忙之中抽出時間來閱讀我的來信,我相信您本人也非常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及中國流亡海外難民的問題,希望您能著手解決這個問題,簡化無護照的中國難民們申請來台旅行的問題,讓中國難民們可以不必走繁瑣的專簽流程,可以像其他的僑居海外的華人那樣,直接以第三類觀光申請赴台旅行。

再次感謝!

祝您工作順利!

 

此致

  敬禮

 

張樹人

民國105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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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援新疆無名政治犯張海濤!

今日,正在紐西蘭旅行期間,聽聞中國新疆無名政治犯張海濤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決入獄19年,異常憤怒!想當年我14歲時也曾以「煽顛」被捕,險些入獄(如不是因當初年齡小+家裡求情的話)。

正好古懿在推上發起了一人一照聲援無名政治犯張海濤活動,於是隻身前往中國駐奧克蘭總領事館,來對張海濤進行聲援。

無論走到哪裡都不能忘記與中共法西斯獨裁政權的抗爭!抗議中共對張海濤的「煽顛」重刑判決!我們都是張海濤! #张海涛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oshuminzu/ql1-07172015100518.html

Posted by Anthony Shu-jen Chang on Saturday, January 23, 2016

中共當局必須停止迫害異見人士!

立即釋放張海濤!

言者無罪!

澳洲政治庇護那些事

又有些時候未在網誌寫文了,除了轉一些在其他地方的文和對我的訪談之類。從2014年末申請庇護以來,一直較為焦慮、抑鬱、沈悶,沒什麼心情。慶幸的是,我終於在去年年末,2015年10月19日拿到了澳洲庇護,可以不必再擔心來自中國的迫害。現在寫文回顧一下我自來澳洲,以及在申請庇護期間所經歷的風風雨雨。

2014年5月,我終於得以透過留學簽來到澳洲,以長期離開中國。初來澳洲時,我很開心,自已終於離開了那個令自己飽經摧殘的地獄,終於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言論,不必再用筆名、化名加上多重代理掩蓋防止被當局抓到迫害,甚至即便用盡了保護措施依舊擔心會不會哪裡有甚麼漏洞可以暴露自己。我在中國時,年僅14歲就因一句支持台獨的標語被捕,險遭牢獄之災。這令我開始對這個國家政權深感恐懼,其後雖繼續發表異見言論,但一直小心謹慎,不讓自己再被抓到,因爲一旦再被抓到可能就很難再出來。這樣的恐懼與壓力令我開始精神抑鬱。而且儘管這樣小心,2012年末在維基新聞撰寫關於反日遊行的新聞揭露警方操控領導遊行縱容打砸搶的內幕後,還是被當局懷疑,並在自己否認後僥倖逃脫。而我已來到澳洲,這樣的情形已不會發生。在中國時,每次Facebook上發表政治言論時,我都要設置權限,確保只有我信任了好友可以看到;而在澳洲,我終於得以公開發表這些言論,甚至六四時都可以公開前往中領館前舉牌抗議,公開參加民運會議,討論如何讓中國走向民主。

然而,不久後我便再度開始擔憂,因爲我的澳洲留學簽證只有三年效期,我開始思考,三年過後怎麼辦?我該何去何從?原本是準備以技術移民留在澳洲,這也是我家人的意思。早在我在國內忍受著被再次迫害的壓力時,想要出去申請政治庇護時,我的家人一直反對,認為那樣做太冒險,叫我走留學後技術移民的穩妥道路。

最初詳細暸解政治庇護,是在2012年中旬赴美參加維基百科年會時。先前只是聽說過政治庇護,但以為極難獲得,可能只有像王丹、魏京生那樣大牌的知名民運人士才能得到庇護。那時我因無法忍受在中國遭受的折磨,開始準備托福和SAT考試,準備去美國讀書。正好我當時亦在參與維基百科,而維基百科要在美國華盛頓召開年會,因此我便決定赴美參加一下維基百科的年會,以便能切身暸解下美國的環境。在維基年會上,我認識了流亡日本的中國異見人士林先生,他和我提及了他前一天曾到訪美國的中國民主黨黨部,以及中國中國民主黨在做庇護生意。我便向他問起關於政治庇護,他問我是否想申請政治庇護,於是我向他講述了我在中國遭受迫害導致被迫休學的經歷,他深表同情,隨後便帶我去了中國民主黨位於美東的黨部。但他在帶我去黨部前告訴我說,中國民主黨他們為了收我錢肯定會讓我申請庇護,但是否真的選擇走庇護要我自己想好。在中國民主黨,我對庇護有了詳細的暸解,但中國民主黨的人說我要透過他們申請庇護,必須加入中國民主黨,並以做為中國民主黨黨員面臨迫害為主要理由申請,之前中國的經歷只能當作一個背景;以及因當時家人僅讓我出來參會,亦沒有帶太多資金,想必突然和家人說要留在美國申請庇護,他們應該不會同意。於是年會開完之後先回了國,沒有申請庇護,繼續準備托福和SAT的考試。

然而那時,因經受折磨導致的心情長期以來一直抑鬱,托福和SAT考試一直不理想。而看到隨著中共的獨裁統治越來越加劇,twitter上的朋友被捕的越來越多,擔心哪天就會輪到我,再加上後來我自己因寫揭露反日遊行內幕的新聞已經被懷疑,讓我非常恐懼,想越快離開中國越好。因此便想以旅遊簽再度赴美,先申請政治庇護拿到綠卡,確保自己安全之後再慢慢申請學校,但家人反對。後來家人看我這麼急著要出去,便讓我可以去留學入學門檻低不需太多考試,畢業後技術移民又容易的國家,比如澳洲。因此我便這樣來到了澳洲。

開始時感覺澳洲的技術移民似乎很容易,如中介所說,雅思4個7即可獨立技術移民,4個6則還可在找到工作後由雇主擔保移民。然而,很快我便發現,雅思4個7獨立技術移民早已是幾年前的事情,現在至少雅思要考到4個8,或者拿到澳洲三級翻譯證書,而即便如此,也僅僅能遞交移民興趣(EOI),而非正式的移民申請,要澳洲移民局綜合學歷、工作經驗、甚至有無同樣達到技術移民要求的配偶等因素後,發出邀請,才可申請移民。而雇主擔保則亦非想像得那樣簡單,很多雇主招聘只要PR,而拿到雇主擔保PR的條件就是要先有雇主願意聘用,等於陷入了死循環之中。且即便找到雇主,很多亦不願去擔保PR,甚至將擔保名額拿去賣錢,要給雇主前才可以被擔保。有人和我講,現在澳洲已經很難技術移民,告訴我好多留學生最初都憧憬著想要移民,畢業後大都移民失敗而失望回國,甚至安慰我說如果我畢業後留不下來,就把留學當做鍍金,回國找工作吧。

我深知我和別人不同。周圍大多數想要移民的僅僅是為追求更好的生活,而我則是為了逃離迫害,追尋自由。那些僅僅為追求更好生活而移民澳洲的,只是希望掙取更多的錢,住大房子等,有些想透過留學來移民,或者說留學的目的是為了移民,但對他們來說,就算移民失敗而回國,並不會面臨迫害。而我已在中國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受壓迫而經歷了不少折磨,我是無倫如何都不願意再回到那個地獄中去。且在澳這幾年,在這樣自由的環境下,我肯定要公開發表我的政治言論,那麼很可能會被中國當局注意到我並沒有噤聲。雖然我在澳洲時他們沒有辦法對我進行迫害,但一旦我將技術移民失敗,那麼回國將再次面臨殘酷的迫害。

因而,我再次想到了申請政治庇護,但當我和家人討論了我的情況和想法後,他們依舊不允許申請政治庇護,不給我提供申請庇護的律師費用等。而朋友又告訴我,像我這樣的留學生身份,亦很難申請免費的難民法律援助,因爲難民法律援助僅協助有經濟困難的尋求庇護者,而他們會根據我是留學生而假定我既然能支付得起昂貴的國際學生學費則同樣支付得起律師費,殊不知家裡對我的學費生活費管控得很嚴格,是按期給,僅夠當前的學費和生活費,根本很難拿出額外的錢支付律師費用。因爲政治庇護比較特殊,每個人個案都不同,需要準備大量的資料,填寫大量的表格,還需要對移民法、難民法有深入的暸解,網路上相關資訊又少,在當時沒有律師的協助幾乎無從下手寸步難行,只好作罷。

於是,當時準備拼盡自己全力,每科都考到最好,來嘗試技術移民,導致我當時的壓力很大。

2014年9月,香港爆發雨傘革命,我參加了布里斯本香港學生的聲援活動。11月,G20峰會召開,我與香港同學到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下榻飯店前抗議,因受澳警方阻攔並被英國《每日郵報》記者看到,於是英記者採訪了我和香港同學,問我們發生了什麼,為何被阻攔,以及因何抗議等。當晚,《每日郵報》報導了我們抗議受阻的事情,並附有我們的照片和採訪。而令我沒有想到的是,這件當時我幾乎沒怎麼在意的事卻最終使得我可以申請政治庇護。僅僅過了幾天後,香港《蘋果日報》,台灣《自由時報》等港台媒體紛紛翻譯轉載了英媒的這篇報導,甚至因該新聞的廣傳,導致香港一些親中建制派的五毛在社交網站貼出我和香港同學的照片並對我們進行攻擊謾罵。

朋友說在網上看到了我的新聞很多,告知我情況可能很危險,建議我盡快申請政治庇護。於是,我再度和家人聯繫,告知他們我已上了很多媒體,情況很危及,無倫如何都無法回國了,只能申請政治庇護。在我的強烈要求,和費盡口舌的解釋下,他們才真正了我的處境,同意了我申請政治庇護。

我透過Google找到了布里斯本當地的一家律師事務所,開始了我尋求庇護的漫長歷程。初見律師時還比較緊張,畢竟以前從未和律師打過交道,以及怕對我做出不利的評估等。不過事後想其實緊張是多餘的,因爲見律師不是見法官,而律師是站在客戶這邊,也就是我這邊,為我說話、幫助我的。律師是巴基斯坦人,叫阿里。令感到我驚喜的是,阿里說他先前也聽說了關於我的新聞,可見那則新聞當時的影響之大。隨後,我每天一邊上學,一邊和我的律師阿里一起準備申請資料,每天睡覺非常少,出勤率開始受到影響。因爲學校對國際學生要求出勤率,我時常受到學校的警告,令我常常擔心留學簽因出勤率不夠而被取消,加上當時期末考試鄰近,我的壓力極大,近乎崩潰。終於在聖誕前夕,和阿里弄好了申請資料,並向移民局正式遞交了政治庇護申請。

2015年初期末考試後,我因精神壓力曾嘗試向學校申請休學,但遭到拒絕,因爲學校為防止國際學生找藉口休學後留在澳洲打工,一般不會批准國際學生的休學申請。而根據澳洲移民局的政策,儘管我已申請庇護,但我在庇護申請正式批准下來或學生簽證自然到期之前,仍然要維持我的學生簽證。如果我的學生簽證非過期而是因出勤率不夠、成績不達標或未經批准的休學、退學等原因被人為取消,則我將失去一切簽證。雖然一旦那種情況發生,我作為尋求庇護者不會被遣返,可以申請過橋簽證E,但我將失去健保等一切權益,直到庇護申請正式批下來。而將來申請入澳洲國籍時,時間亦只能從我拿到過橋簽證E的時間開始計算,而不能從我入境澳洲的時間開始計算,而使我的入籍延後。因此,我不得不一邊焦慮地等待著庇護申請的處理,一邊頂著壓力繼續上學,還要確保出勤率和考試不要當掉,來維持學生簽證。

所幸,在申請庇護後,我可以享有澳洲政府的健保,並用健保去看心理醫生,因此看心理醫生成了當時的家常便飯。但政府的健保僅僅可以在一年內免費看10次心理醫生。

在焦慮中等到了4月,終於收到了移民局的來信,說一位叫華萊士的移民官將在4月末對我進行面試。之前聽說,面試過後基本便快要有結果了,於是我開始期待。然而,5月初卻再次收到移民局郵件稱華萊士因故已不再審理我的案子,因此面試取消,請等候新的通知。不知那位華萊士是不是被長者找去談笑風聲去了。於是,我又陷入了焦急的等待之中。期間給移民局打了數次電話,得到的答覆是因爲華萊士的離去導致很多尋求庇護者的面試都被延後,要我耐心等待。而恰在這時,中國的國安局也注意到了我在澳洲的活動,發現了我在澳參與的活動,得知我並未噤聲,因此約談了我家人,讓他們向我轉達如果繼續下去我將面臨嚴重後果,令我對自己的安全更加擔憂。

又等了2個多月,到了7月初,也是在覲見完尊者達賴喇嘛後不久,終於再次接到移民局通知,說我已被分配了一位叫沃爾什的新移民官將於7月末對我進行面試。阿里和他的同事堂吉開始和我一起準備面試,因阿里僅有律師執照而無移民代理執照,根據澳洲移民法無資格陪同我參加面試,因此由既有律師執照又有移民代理執照的堂吉陪同我參加面試。面試前,阿里和堂吉又給我寫了一份國家資訊,關於中國異見人士所面臨迫害的情況,和一份法律陳詞,關於我為何會中國會受到迫害以及根據澳洲移民法、難民法和過去澳洲難民仲裁庭、聯邦法院、高等法院的相關判例為何應該給予我政治庇護,並遞交給移民局。另外,因2014年末準備庇護申請時比較匆忙加上當時還有學習考試等壓力,導致申請資料中出現了部分細微錯誤,面試前阿里又幫我向移民局做了更正。當時甚至我還擔心,沃爾什也被長者叫走,而導致我的面試再次被延後,不過所幸沒有發生,面試如期進行。

7月末,在堂吉的陪同下,我前往布里斯本移民局進行了面試。沃爾什是在雪梨工作的移民官,搭早上5點的航班從雪梨飛來布里斯本對我進行面試。面試進行得較為順利,主要問了我參加的政治活動,和我的想法等,氣氛較為輕鬆,像是朋友間的聊天一樣。開始時我還較為緊張,沃爾什還不斷給我水叫我不要太緊張。大約過了1個半多鐘頭後,沃爾什宣布問話結束,問我和堂吉是否有需要單獨再商討的了,我詢問了堂吉的意見,堂吉說如果我無再需要補充的則不需要。於是堂吉直接做了總結,說我如果學生簽證到期不能留下來,回中國面臨將面臨受迫害,希望澳洲移民局可以給予我政治庇護。沃爾什說根據我先前給移民局所提供的大量資料、證供等,以及結合我今天面試上和他的交談,可以判定我所述的都是真實的,我是一個從很小就持有不同政治見解的人,並一直嘗試表達,持續了大半生,儘管他現在不被允許告知我他將要對我的申請做出怎樣的決定,但可以告訴我是符合聯合國難民公約所定義的政治難民的,他們將做進一步的討論,並在一個月後做出決定。

然而之後,我的身體卻開始出現了問題。從面試前一週我就開始感到頭暈,面試後頭暈開始加重。去看了醫生,做了包括核磁共振的一系列檢查,卻均未發現問題所在,最後醫生歸結可能是因長期心理過度緊張焦慮所致。後來又去看了中醫,並做了針灸,狀況才開始改善。

等到了9月初,終於再次收到了移民局來信,要我去做體檢並開具一份澳洲的無犯罪記錄證明。很幸運次日我便約到了體檢,而無犯罪證明卻又出了點小問題,等了半個多月才收到澳洲聯邦警方郵件說無犯罪記錄證明已開具好並寄出,但等了許久卻遲遲未收到,後又讓他們給我補寄了一份。在這樣的一波三折之後,終於在10月初收到了澳洲警方寄來的無犯罪記錄證明,並轉寄給了移民局。

在無犯罪記錄證明寄到移民局後,我打電話確認,移民局說已收到,並說正在進行最後的一些檢查,檢查之後我的案子便可結案。一週後,也就是10月19日,這個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的日子,當我在移民局的系統查詢自己簽證狀態時(其實那時幾乎天天在查),發現我的簽證已由臨時居留留的學生簽證變成了可永久居留的庇護簽證。

至此,從2014年末遞交庇護申請,歷時整整10個月,我終於獲得了澳洲的政治庇護,可以真正自由了,我在中國因迫害而遭受的苦難與折磨,似乎也已到了盡頭。

先前在中國時,為躲避迫害,因自己表字樹人,因此在網路上長期使用張樹人這一筆名,導致許多網上的朋友都叫我張樹人,甚至後來用本名時,很多人都不知那是我。於是在拿到庇護後,亦索性將自己本名正式改成了張樹人(Shu-jen Chang)。順便加上了英文名Anthony,因爲自己的英文名一直用的Tony,而Tony算是暱稱,大名便是Anthony,因此全名便是安東尼·樹人·張(Anthony Shu-jen "Tony" Chang)。

之後亦申請了綠卡和澳洲的難民旅行證,因無法再使用中國護照進行國際旅行,因此需要使用澳洲難民旅行證進行國際旅行。根據《跨塔斯曼海旅行安排》,澳洲永久居民可免簽前往紐西蘭旅行並在入境時獲得紐西蘭永久居民,我亦準備用難民旅行證前往紐西蘭旅行,好好欣賞下紐西蘭的自然風光,放鬆一下身心。


澳洲政治庇護綠卡

我還申請了昆士蘭大學的大學預備課程,準備補習一下在中國時因休學落下的高中課程,以便之後正是就讀昆士蘭大學的正式本科課程。

現在,新的一年開始了,我紐西蘭的旅程即將開啟,大學預備課程亦將在本月末從紐西蘭回來後開課,我對未來在澳洲的自由生活充滿了期待!

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 ——一個九零後異見者在追求民主道路上的風風雨雨

  我1993年出生在遼寧省瀋陽市一個條件優越的知識分子家庭。我也算是一個「紅三代」,爺爺是一路跟著中共走過來的,參加了抗戰、國共內戰和韓戰,後來轉業當了縣衛生局的局長。也許是腦中生來就有「反骨」吧,儘管有著這樣的背景,卻並未阻止我探求真理,最後走上異見者這條道路。

  最初接觸到「六四」和民運的話題,是透過我北大畢業的父親。我小時性格曾比較內向,有些自閉,甚至還有輕度的讀寫障礙。父親便經常幫助我,和我聊天。而我對於親近的人,卻顯得很外向,無話不談。我們的聊天談天說地,逐漸地,就聊到了政治話題,而父親發現我對政治話題也很感興趣。於是父親和我講述了他在北大時的經歷,1980年幾名北大學生自薦作為獨立候選人參選海淀區人大代表,在北大校園裡舉行演講,父親還說他當時投了胡平的票。後來又講到了民主牆、北京之春,以及之後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不過,因為1989年初父親剛剛從澳洲回國,之後父親選擇了回老家陪他的父母,也就是我的爺爺奶奶,所以並未參與進「六四」。只是在電視上看到了廣場鎮壓的新聞後,感覺很痛心和無奈。父親還告訴我說,「六四」中被鎮壓的學生,直到現在依舊沒有被平反,甚至「六四」也一直是一個很敏感的話題,中國目前依舊沒有民主,許多海內外的人士依舊在為中國的民主奮鬥著,但許多人仍舊被當局迫害,同時告誡我最好不要和外人討論這些敏感的話題。

  因為那時的年幼,並沒有感覺中共當局的恐怖。好長一段時間,對於「六四」、民運,也僅僅是感興趣,但彷彿離又覺得離自己好遙遠。直到2008年3月22日,那一天,算是我人生中的一個轉折點,改變了我接下來的命運。

  那一天,是台灣總統大選,民進黨已經連續執政了兩年,並且有台灣獨立的意向。而就在不久前的3月14日,西藏發生了「三一四」事件,一場被中共當局定性為「暴亂」的事件。之前自己對西藏的歷史也有一些瞭解,所以在看到那個新聞時,就覺得並沒有新聞上報導得那樣簡單。對於台灣,也是瞭解一些,但自己知道,台灣絕對不能被中國所「統一」,因為自己清楚,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而台灣是民主的。國民黨則傾向於統一,之前國民黨的領導人甚至還訪問大陸多次,就算國民黨當選台灣總統後,不被中共「統一」,那麼被「統戰」是至少的。如果獨立可以保證台灣不被統一,那麼我寧願台灣獨立。

  前一天,我在QQ群上表達了自己的想法,卻被群主踢出。那天,我便又和學校的同學討論我的觀點。因為大家被中共長期的洗腦,對我的觀點很是反感,他們覺得台灣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台灣獨立就等於「分裂國家」,而不考慮什麼民主不民主,甚至有同學和我進行了爭吵。放學後,自己因為觀點得不到認同、無法表達而感覺鬱悶,那時自己還並不會翻牆,不知有何牆外網站可以自由表達言論,也因為年紀太小,並不知中共當局的殘暴,所以,選擇了一種比較原始的表達言論的方式——寫標語。自己之前也經常在電桿上、牆上,看到「法輪大法好」的標語,同樣,並不知道寫標語可能面臨怎樣的後果。於是,自己在幾個電桿上,寫下了「支持台灣獨立」、「台獨才能救台灣」、「台灣要民主」、「謝長廷加油」等標語。就在自己寫完這些標語準備回家時,被一個路人抓住,撥打了110,被送去了警局。

  我被關押了整整一個下午。期間,他們搜查了我的書包,把裡面所有的東西都翻看了一遍,甚至連我寫給女友的信件也不放過。他們看了我的日記,當看到上面自己關於西藏和台灣的一些想法時,很是憤怒,問我是不是家裡教的,甚至警告我說自己已經觸犯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並說儘管自己當時的年齡可能不夠進監獄,但一經公訴定罪,我依舊可以被送到少年管教所關上幾年。晚上,我的家人被叫來了,在我家人和他們說盡了好話,說我還是個小孩子,沒有什麼政治觀點,僅僅是惡作劇而已。家人甚至又嘗試找了一些關係,最終,在確認我的家庭背景良好、我背後並未有人指使時,我被放回了家。

  然而,事情並沒有這樣輕易結束。第二天,我又被叫到警局,來了一群自稱「國保」的人又對我和我的家人反反覆覆進行盤問。之後,他們又聯絡了我的學校,繼續對我進行調查。老師當著全班同學的面批評了我,女友也因此和我分手。同學們因為我的「反黨」觀點而歧視我,甚至欺負我,而老師卻根本不管,任由他們欺負我,還說我「反黨」就「活該被欺負」。後來,到了奧運火炬傳遞,我校的校長是火炬手,學校選了一些學習成績優秀的學生作為護跑手,我原本在名單之中,「國保」卻突然聯絡我的學校要求將我除名。

  那一年,我只有14歲,還僅僅是個初二的學生。那時,依舊年幼純真的我,還不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這項控罪是什麼後果,也不知道「國保」到底是什麼,更不知道異見者將面臨著多麼殘酷的迫害。而那件事後,我開始真正感覺到對中共政權的恐懼,因為我感受到了政權的恐怖。

  在不堪中共當局的騷擾之後,我選擇了轉學。而在新的學校裡,甚至還因為發表政治言論而遭到了老師的打罵。最終,自己疾患了抑鬱,開始休學。

  在休學時,自己開始更多地上網,起初只是打發時間。而後來,一個偶然卻又必然的機會,讓自己接觸到了自由門,學會了翻牆。這時,網路為我打開了一扇更廣闊的天空,在「牆外」,我瞭解到更多關於六四,關於民運,關於中國現狀的資訊。

  儘管自己因被捕和學校的經歷而抑鬱,但這並未阻擋我心中為中國的民主而奮鬥的決定。逐漸地,自己也開始在網路上發表一些言論。因為之前的被捕,自己也學會了保護自己,發言使用化名、筆名,並使用代理伺服器來隱藏自己的真實IP位址。

  那時,蘋果電腦的使用在中國並不多,因而關於蘋果系統下如何翻牆的教程可以說幾乎沒有。於是,自己根據研究,在動態網論壇用化名發表了一篇在蘋果系統下通過wine使用自由門軟體配合Firefox瀏覽器進行翻牆的教程。

  同時,自己也開始使用了Facebook和Twitter,並接結識了一些活躍的網路異見者,如後來因涉「茉莉花」被拘捕的吳樂寶先生。自己也接觸到了維基百科,在這個自由不被審查的平台上獲得了更多的資訊,自己也投入到了維基百科的編寫當中,貢獻自由的知識。只不過,後來因為維基百科開始被中共當局「統戰」來進行部分變相審查後,和親共派的中文維基社群鬧翻離開了中文維基百科,那是後話。

  然而,正如常言道,「常在河邊走,難免不濕鞋」。儘管一直嘗試在網路上保護自己,我卻再次引起了當局的注意。

  那是2012年9月,瀋陽爆發了「九一八」反日遊行。當時有一些小道消息出來,說這些反日遊行實際上就是政府操控的,從而轉移中國社會日益激化的矛盾。中共想讓中國人矛頭一致對外,多關注日本人,少關注共產黨。這樣就有利於中共緩解國內的矛盾。於是,自己假裝成一名和那些憤青一樣的「無腦示威者」,實則是以公民記者身份參加了那次反日遊行。隨後,自己於維基新聞上,撰寫了一篇揭露那次遊行由中共當局組織操控,且當局縱容民眾打砸日本領事館的新聞報導。那篇新聞報導後被日本作家安田峰俊翻譯並轉載,引來大量日本的點擊。之後,自己再次被「請喝茶」。

  這次活動也是自己在14歲被捕後,我唯一一次參加的不僅僅在網路上而和現實互動比較多的活動。也許那天參加遊行中不小心露出了什麼馬腳,如拍照太多了,而引起了警方的懷疑吧。我嘗試讓自己冷靜下來,仔細地思考了一下當天參加遊行時的細節,以及自己在網路上所發表的文章,確認警方應該僅僅是懷疑,並無確鑿的證據懷疑我。於是,我鎮定地來到了警局,在警方不斷問我是否「在網路發表任何『涉日』言論」時,假裝糊塗,繼續裝成和其他「無腦示威者」一樣,強調自己只是參加遊行,還說釣魚島是中國的之類的言論以減少警方對我的懷疑。最後,可能警方看確實問不出我什麼,認為我可能確實不是那篇新聞的作者,於是在錄完口供後,只讓我寫了一份保證書,說以後不再參加任何遊行示威(即便是已經被批准的甚至當局自己組織的)。

  而那之後,我再次開始感覺到了危機感。雖然暫時沒有被查出來,但那篇新聞報導是用自己的常用筆名「張樹人」發表的,那個筆名之前還發表過許多敏感的文章和言論。一旦後來被查出,那麼可能把自己所有發表過的文章都揪出來,然後「新帳老帳一起算」。甚至這次僥倖逃脫,以後也可能再被查出。

  於是,我決定離開中國,到外面的自由世界去求學,不但可以免受被迫害的恐懼,同時亦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更好地為中國民主而奮鬥。我開始暫時淡出網路,準備了一年IELTS考試,並在2013年年底,被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科學與工程系錄取。

  2014年初,我踏上了飛往澳洲布里斯本的班機。我自由了,但我清楚,自己對民主的奮鬥依舊沒有停止。而是因為踏上了自由的國土,自己便更加公開地發表言論,甚至參加活動。

  2014年8月31日,「人大」決議透過「文字遊戲」來企圖讓香港實行一種讓人自以為「民主公平」的「假普選」,被港人一眼識破,引來不滿,「佔中」一觸即發。我亦於週末親自赴港,對「佔中」爆發前的香港進行實地考察。9月22日,香港學界大罷課爆發,我與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的香港師生一同走上街頭,派發關於香港的單張和黃絲帶,響應香港的罷課同時進行聲援。然而,和平的示威卻遭到了港共政府殘暴的鎮壓,政府開始拘捕示威的學生,「佔中」宣布提前開始。9月28日,港方更是使用了87枚催淚彈,對付那些訴求民主的示威者。1989年天安門的「六四」鎮壓又浮現在了我眼前,我沸騰了!

  10月1日,本是中國「國慶」的日子,是我在海外度過的第一個「國慶日」,而對於我來說,卻不是「國慶」。那一天,我與同樣抗議香港警方使用催淚彈等手段的400多名香港和台灣留學生一同走上布里斯本市中心的皇后公園舉行集會。我走上前,拿起大聲公使用普通話演講道「大家好,我是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下面想起了一篇掌聲,一陣驚呼。因為中共長期對中國人的洗腦,讓大部份中國人愚化,不再關心政治,或是接受中共宣傳的那一套。因而,許多被奴役慣了的中國人,開始和自由的香港人產生了中港矛盾。當香港同學們看到我站出來演講時,不敢相信有依然有中國人支持他們。

  「我來自中國大陸,我知道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統治是多麼地殘暴,多麼地限制民主和自由,但是現在,共產黨他們還要蠶食香港的民主和自由,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因為我來自中國大陸,所以我深有體會,我知道沒有民主的國家是一種什麼樣的國家,所以我不希望香港淪陷!」、「(香港)絕對不能淪陷,不能夠讓中共完全佔領,不能夠和中國大陸同化!」我慷慨激昂地演講道。自己心中也趕到自豪,因為自己證明了,中國還是有覺醒者的。想起後來有中國人批評我說,我是給中國人丟臉。自己反而覺得,一直被當局所洗腦愚昧下去,默不作聲,甘願做奴才,才是真的丟中國人的臉。覺醒者,是為國爭光!在被新唐人電視台採訪時,我做出了呼籲「希望廣大的中國留學生也不要再沉默下去,不要再對中共的暴行繼續姑息縱容下去,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國學生能夠像我一樣,敢於站出來、敢於發聲!」

  因為本港和國際的反應,香港警方和駐港共軍一直沒有敢再做出進一步的措施。已經升級為「雨傘革命」的佔領運動就這樣一直持續著,而期間,港方可能隨時再採取暴力甚至血腥手段進行鎮壓的傳聞亦是不斷。就這樣,到了11月初,20國峰會召開前夕,我與從香港佔領區歸來的鄭錦滿同學和韋卓言同學一起,開始籌劃峰會期間的抗議。峰會不僅僅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來,美國總統歐巴馬等多國元首都會來。我們就是要引起國際社會對香港局勢的再度關注,有越多的關注,港方就越不敢過度地暴力鎮壓,即便政府最終並未為「真普選」做出任何讓步,至少不能讓香港像「六四」事件那樣收場!

  在鄭錦滿的家中,我們一起製作聲援香港的橫幅,音響中播放著「雨傘革命」有關的歌曲。第一首歌曲,便是「雨傘革命」的「主題曲」《海闊天空》「多少次,迎著冷眼與嘲笑,從沒有放棄過心中的理想⋯」歌詞引起著我的共鳴,我們的熱血一同沸騰著,彷彿1989年的學生一樣,為自由,為民主,而奮鬥拼搏著!

  然而,由於峰會保安過於嚴密,致使我和韋卓言的先期抗議,於習近平下榻酒店外展聲援香港雨傘革命橫幅,遭到澳洲警方截查,甚至因此對我們下達了禁止我們進入峰會保安區的禁制令。所幸,事件隨機被媒體報導,澳洲警方不但解除了我們的禁制令,反而引起了更多國際對香港的注意,我們也順利在峰會的最後一天,再次舉行了聲援香港的集會。在被香港無線電視記者採訪時,我說出了自己心中的願望「希望香港嘅民主運動影響番內地,令內地都有民主!」

  「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這是《海闊天空》中最著名的一句歌詞,也道出了我的心聲。自己從小開始便為民主自由而奮鬥,但同時亦遭到被捕、被「請喝茶」的迫害。甚至自己現在已經來到了國外,因為參加運動太活躍,家人亦不斷遭受國安局的騷擾。有時,自己也會恐懼,怕可能真的有天會「跌掉」。但是,恐懼並不能阻擋我繼續追求民主自由的信念。正如起草「六四」公開信的古懿同學所說,如果我們大家都因恐懼而不敢發聲,那麼即便再過一百年我們依舊會像今天這樣恐懼。

  「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漠然回首,自己從14歲起,到現在快22歲,已在為自由民主奮鬥的道路上走了8年多,而心中卻一直堅持著這最初的理想,並努力著!一個人堅持著自己的理想並不容易,誰都可能背棄自己的理想和初衷。但我會一直堅持自己的理想,並為之繼續奮鬥下去,讓中國可以早日實現民主化!

 

2015.07.17於 布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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