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政治庇護那些事

又有些時候未在網誌寫文了,除了轉一些在其他地方的文和對我的訪談之類。從2014年末申請庇護以來,一直較為焦慮、抑鬱、沈悶,沒什麼心情。慶幸的是,我終於在去年年末,2015年10月19日拿到了澳洲庇護,可以不必再擔心來自中國的迫害。現在寫文回顧一下我自來澳洲,以及在申請庇護期間所經歷的風風雨雨。

2014年5月,我終於得以透過留學簽來到澳洲,以長期離開中國。初來澳洲時,我很開心,自已終於離開了那個令自己飽經摧殘的地獄,終於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言論,不必再用筆名、化名加上多重代理掩蓋防止被當局抓到迫害,甚至即便用盡了保護措施依舊擔心會不會哪裡有甚麼漏洞可以暴露自己。我在中國時,年僅14歲就因一句支持台獨的標語被捕,險遭牢獄之災。這令我開始對這個國家政權深感恐懼,其後雖繼續發表異見言論,但一直小心謹慎,不讓自己再被抓到,因爲一旦再被抓到可能就很難再出來。這樣的恐懼與壓力令我開始精神抑鬱。而且儘管這樣小心,2012年末在維基新聞撰寫關於反日遊行的新聞揭露警方操控領導遊行縱容打砸搶的內幕後,還是被當局懷疑,並在自己否認後僥倖逃脫。而我已來到澳洲,這樣的情形已不會發生。在中國時,每次Facebook上發表政治言論時,我都要設置權限,確保只有我信任了好友可以看到;而在澳洲,我終於得以公開發表這些言論,甚至六四時都可以公開前往中領館前舉牌抗議,公開參加民運會議,討論如何讓中國走向民主。

然而,不久後我便再度開始擔憂,因爲我的澳洲留學簽證只有三年效期,我開始思考,三年過後怎麼辦?我該何去何從?原本是準備以技術移民留在澳洲,這也是我家人的意思。早在我在國內忍受著被再次迫害的壓力時,想要出去申請政治庇護時,我的家人一直反對,認為那樣做太冒險,叫我走留學後技術移民的穩妥道路。

最初詳細暸解政治庇護,是在2012年中旬赴美參加維基百科年會時。先前只是聽說過政治庇護,但以為極難獲得,可能只有像王丹、魏京生那樣大牌的知名民運人士才能得到庇護。那時我因無法忍受在中國遭受的折磨,開始準備托福和SAT考試,準備去美國讀書。正好我當時亦在參與維基百科,而維基百科要在美國華盛頓召開年會,因此我便決定赴美參加一下維基百科的年會,以便能切身暸解下美國的環境。在維基年會上,我認識了流亡日本的中國異見人士林先生,他和我提及了他前一天曾到訪美國的中國民主黨黨部,以及中國中國民主黨在做庇護生意。我便向他問起關於政治庇護,他問我是否想申請政治庇護,於是我向他講述了我在中國遭受迫害導致被迫休學的經歷,他深表同情,隨後便帶我去了中國民主黨位於美東的黨部。但他在帶我去黨部前告訴我說,中國民主黨他們為了收我錢肯定會讓我申請庇護,但是否真的選擇走庇護要我自己想好。在中國民主黨,我對庇護有了詳細的暸解,但中國民主黨的人說我要透過他們申請庇護,必須加入中國民主黨,並以做為中國民主黨黨員面臨迫害為主要理由申請,之前中國的經歷只能當作一個背景;以及因當時家人僅讓我出來參會,亦沒有帶太多資金,想必突然和家人說要留在美國申請庇護,他們應該不會同意。於是年會開完之後先回了國,沒有申請庇護,繼續準備托福和SAT的考試。

然而那時,因經受折磨導致的心情長期以來一直抑鬱,托福和SAT考試一直不理想。而看到隨著中共的獨裁統治越來越加劇,twitter上的朋友被捕的越來越多,擔心哪天就會輪到我,再加上後來我自己因寫揭露反日遊行內幕的新聞已經被懷疑,讓我非常恐懼,想越快離開中國越好。因此便想以旅遊簽再度赴美,先申請政治庇護拿到綠卡,確保自己安全之後再慢慢申請學校,但家人反對。後來家人看我這麼急著要出去,便讓我可以去留學入學門檻低不需太多考試,畢業後技術移民又容易的國家,比如澳洲。因此我便這樣來到了澳洲。

開始時感覺澳洲的技術移民似乎很容易,如中介所說,雅思4個7即可獨立技術移民,4個6則還可在找到工作後由雇主擔保移民。然而,很快我便發現,雅思4個7獨立技術移民早已是幾年前的事情,現在至少雅思要考到4個8,或者拿到澳洲三級翻譯證書,而即便如此,也僅僅能遞交移民興趣(EOI),而非正式的移民申請,要澳洲移民局綜合學歷、工作經驗、甚至有無同樣達到技術移民要求的配偶等因素後,發出邀請,才可申請移民。而雇主擔保則亦非想像得那樣簡單,很多雇主招聘只要PR,而拿到雇主擔保PR的條件就是要先有雇主願意聘用,等於陷入了死循環之中。且即便找到雇主,很多亦不願去擔保PR,甚至將擔保名額拿去賣錢,要給雇主前才可以被擔保。有人和我講,現在澳洲已經很難技術移民,告訴我好多留學生最初都憧憬著想要移民,畢業後大都移民失敗而失望回國,甚至安慰我說如果我畢業後留不下來,就把留學當做鍍金,回國找工作吧。

我深知我和別人不同。周圍大多數想要移民的僅僅是為追求更好的生活,而我則是為了逃離迫害,追尋自由。那些僅僅為追求更好生活而移民澳洲的,只是希望掙取更多的錢,住大房子等,有些想透過留學來移民,或者說留學的目的是為了移民,但對他們來說,就算移民失敗而回國,並不會面臨迫害。而我已在中國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受壓迫而經歷了不少折磨,我是無倫如何都不願意再回到那個地獄中去。且在澳這幾年,在這樣自由的環境下,我肯定要公開發表我的政治言論,那麼很可能會被中國當局注意到我並沒有噤聲。雖然我在澳洲時他們沒有辦法對我進行迫害,但一旦我將技術移民失敗,那麼回國將再次面臨殘酷的迫害。

因而,我再次想到了申請政治庇護,但當我和家人討論了我的情況和想法後,他們依舊不允許申請政治庇護,不給我提供申請庇護的律師費用等。而朋友又告訴我,像我這樣的留學生身份,亦很難申請免費的難民法律援助,因爲難民法律援助僅協助有經濟困難的尋求庇護者,而他們會根據我是留學生而假定我既然能支付得起昂貴的國際學生學費則同樣支付得起律師費,殊不知家裡對我的學費生活費管控得很嚴格,是按期給,僅夠當前的學費和生活費,根本很難拿出額外的錢支付律師費用。因爲政治庇護比較特殊,每個人個案都不同,需要準備大量的資料,填寫大量的表格,還需要對移民法、難民法有深入的暸解,網路上相關資訊又少,在當時沒有律師的協助幾乎無從下手寸步難行,只好作罷。

於是,當時準備拼盡自己全力,每科都考到最好,來嘗試技術移民,導致我當時的壓力很大。

2014年9月,香港爆發雨傘革命,我參加了布里斯本香港學生的聲援活動。11月,G20峰會召開,我與香港同學到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下榻飯店前抗議,因受澳警方阻攔並被英國《每日郵報》記者看到,於是英記者採訪了我和香港同學,問我們發生了什麼,為何被阻攔,以及因何抗議等。當晚,《每日郵報》報導了我們抗議受阻的事情,並附有我們的照片和採訪。而令我沒有想到的是,這件當時我幾乎沒怎麼在意的事卻最終使得我可以申請政治庇護。僅僅過了幾天後,香港《蘋果日報》,台灣《自由時報》等港台媒體紛紛翻譯轉載了英媒的這篇報導,甚至因該新聞的廣傳,導致香港一些親中建制派的五毛在社交網站貼出我和香港同學的照片並對我們進行攻擊謾罵。

朋友說在網上看到了我的新聞很多,告知我情況可能很危險,建議我盡快申請政治庇護。於是,我再度和家人聯繫,告知他們我已上了很多媒體,情況很危及,無倫如何都無法回國了,只能申請政治庇護。在我的強烈要求,和費盡口舌的解釋下,他們才真正了我的處境,同意了我申請政治庇護。

我透過Google找到了布里斯本當地的一家律師事務所,開始了我尋求庇護的漫長歷程。初見律師時還比較緊張,畢竟以前從未和律師打過交道,以及怕對我做出不利的評估等。不過事後想其實緊張是多餘的,因爲見律師不是見法官,而律師是站在客戶這邊,也就是我這邊,為我說話、幫助我的。律師是巴基斯坦人,叫阿里。令感到我驚喜的是,阿里說他先前也聽說了關於我的新聞,可見那則新聞當時的影響之大。隨後,我每天一邊上學,一邊和我的律師阿里一起準備申請資料,每天睡覺非常少,出勤率開始受到影響。因爲學校對國際學生要求出勤率,我時常受到學校的警告,令我常常擔心留學簽因出勤率不夠而被取消,加上當時期末考試鄰近,我的壓力極大,近乎崩潰。終於在聖誕前夕,和阿里弄好了申請資料,並向移民局正式遞交了政治庇護申請。

2015年初期末考試後,我因精神壓力曾嘗試向學校申請休學,但遭到拒絕,因爲學校為防止國際學生找藉口休學後留在澳洲打工,一般不會批准國際學生的休學申請。而根據澳洲移民局的政策,儘管我已申請庇護,但我在庇護申請正式批准下來或學生簽證自然到期之前,仍然要維持我的學生簽證。如果我的學生簽證非過期而是因出勤率不夠、成績不達標或未經批准的休學、退學等原因被人為取消,則我將失去一切簽證。雖然一旦那種情況發生,我作為尋求庇護者不會被遣返,可以申請過橋簽證E,但我將失去健保等一切權益,直到庇護申請正式批下來。而將來申請入澳洲國籍時,時間亦只能從我拿到過橋簽證E的時間開始計算,而不能從我入境澳洲的時間開始計算,而使我的入籍延後。因此,我不得不一邊焦慮地等待著庇護申請的處理,一邊頂著壓力繼續上學,還要確保出勤率和考試不要當掉,來維持學生簽證。

所幸,在申請庇護後,我可以享有澳洲政府的健保,並用健保去看心理醫生,因此看心理醫生成了當時的家常便飯。但政府的健保僅僅可以在一年內免費看10次心理醫生。

在焦慮中等到了4月,終於收到了移民局的來信,說一位叫華萊士的移民官將在4月末對我進行面試。之前聽說,面試過後基本便快要有結果了,於是我開始期待。然而,5月初卻再次收到移民局郵件稱華萊士因故已不再審理我的案子,因此面試取消,請等候新的通知。不知那位華萊士是不是被長者找去談笑風聲去了。於是,我又陷入了焦急的等待之中。期間給移民局打了數次電話,得到的答覆是因爲華萊士的離去導致很多尋求庇護者的面試都被延後,要我耐心等待。而恰在這時,中國的國安局也注意到了我在澳洲的活動,發現了我在澳參與的活動,得知我並未噤聲,因此約談了我家人,讓他們向我轉達如果繼續下去我將面臨嚴重後果,令我對自己的安全更加擔憂。

又等了2個多月,到了7月初,也是在覲見完尊者達賴喇嘛後不久,終於再次接到移民局通知,說我已被分配了一位叫沃爾什的新移民官將於7月末對我進行面試。阿里和他的同事堂吉開始和我一起準備面試,因阿里僅有律師執照而無移民代理執照,根據澳洲移民法無資格陪同我參加面試,因此由既有律師執照又有移民代理執照的堂吉陪同我參加面試。面試前,阿里和堂吉又給我寫了一份國家資訊,關於中國異見人士所面臨迫害的情況,和一份法律陳詞,關於我為何會中國會受到迫害以及根據澳洲移民法、難民法和過去澳洲難民仲裁庭、聯邦法院、高等法院的相關判例為何應該給予我政治庇護,並遞交給移民局。另外,因2014年末準備庇護申請時比較匆忙加上當時還有學習考試等壓力,導致申請資料中出現了部分細微錯誤,面試前阿里又幫我向移民局做了更正。當時甚至我還擔心,沃爾什也被長者叫走,而導致我的面試再次被延後,不過所幸沒有發生,面試如期進行。

7月末,在堂吉的陪同下,我前往布里斯本移民局進行了面試。沃爾什是在雪梨工作的移民官,搭早上5點的航班從雪梨飛來布里斯本對我進行面試。面試進行得較為順利,主要問了我參加的政治活動,和我的想法等,氣氛較為輕鬆,像是朋友間的聊天一樣。開始時我還較為緊張,沃爾什還不斷給我水叫我不要太緊張。大約過了1個半多鐘頭後,沃爾什宣布問話結束,問我和堂吉是否有需要單獨再商討的了,我詢問了堂吉的意見,堂吉說如果我無再需要補充的則不需要。於是堂吉直接做了總結,說我如果學生簽證到期不能留下來,回中國面臨將面臨受迫害,希望澳洲移民局可以給予我政治庇護。沃爾什說根據我先前給移民局所提供的大量資料、證供等,以及結合我今天面試上和他的交談,可以判定我所述的都是真實的,我是一個從很小就持有不同政治見解的人,並一直嘗試表達,持續了大半生,儘管他現在不被允許告知我他將要對我的申請做出怎樣的決定,但可以告訴我是符合聯合國難民公約所定義的政治難民的,他們將做進一步的討論,並在一個月後做出決定。

然而之後,我的身體卻開始出現了問題。從面試前一週我就開始感到頭暈,面試後頭暈開始加重。去看了醫生,做了包括核磁共振的一系列檢查,卻均未發現問題所在,最後醫生歸結可能是因長期心理過度緊張焦慮所致。後來又去看了中醫,並做了針灸,狀況才開始改善。

等到了9月初,終於再次收到了移民局來信,要我去做體檢並開具一份澳洲的無犯罪記錄證明。很幸運次日我便約到了體檢,而無犯罪證明卻又出了點小問題,等了半個多月才收到澳洲聯邦警方郵件說無犯罪記錄證明已開具好並寄出,但等了許久卻遲遲未收到,後又讓他們給我補寄了一份。在這樣的一波三折之後,終於在10月初收到了澳洲警方寄來的無犯罪記錄證明,並轉寄給了移民局。

在無犯罪記錄證明寄到移民局後,我打電話確認,移民局說已收到,並說正在進行最後的一些檢查,檢查之後我的案子便可結案。一週後,也就是10月19日,這個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的日子,當我在移民局的系統查詢自己簽證狀態時(其實那時幾乎天天在查),發現我的簽證已由臨時居留留的學生簽證變成了可永久居留的庇護簽證。

至此,從2014年末遞交庇護申請,歷時整整10個月,我終於獲得了澳洲的政治庇護,可以真正自由了,我在中國因迫害而遭受的苦難與折磨,似乎也已到了盡頭。

先前在中國時,為躲避迫害,因自己表字樹人,因此在網路上長期使用張樹人這一筆名,導致許多網上的朋友都叫我張樹人,甚至後來用本名時,很多人都不知那是我。於是在拿到庇護後,亦索性將自己本名正式改成了張樹人(Shu-jen Chang)。順便加上了英文名Anthony,因爲自己的英文名一直用的Tony,而Tony算是暱稱,大名便是Anthony,因此全名便是安東尼·樹人·張(Anthony Shu-jen "Tony" Chang)。

之後亦申請了綠卡和澳洲的難民旅行證,因無法再使用中國護照進行國際旅行,因此需要使用澳洲難民旅行證進行國際旅行。根據《跨塔斯曼海旅行安排》,澳洲永久居民可免簽前往紐西蘭旅行並在入境時獲得紐西蘭永久居民,我亦準備用難民旅行證前往紐西蘭旅行,好好欣賞下紐西蘭的自然風光,放鬆一下身心。


澳洲政治庇護綠卡

我還申請了昆士蘭大學的大學預備課程,準備補習一下在中國時因休學落下的高中課程,以便之後正是就讀昆士蘭大學的正式本科課程。

現在,新的一年開始了,我紐西蘭的旅程即將開啟,大學預備課程亦將在本月末從紐西蘭回來後開課,我對未來在澳洲的自由生活充滿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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